中国第一受戒僧——朱士行
佛教自东汉传入洛阳，一直到三国魏，二百多年间，汉人出家的只有二人：一为汉末的严佛调是汉士第一个剃发披袈裟离俗的僧人；一为三国魏时的朱士行，是魏士第一个剃度受戒的依法成为比丘的僧人，堪称中国第一受戒僧。
一 出家受戒 学经有成
朱士行，颖川郡（郡治阳翟，今禹州）人。少怀大志，聪颖超人，学业精翠，品行清高，意志坚定，不落尘俗，亲友也难以劝改。后游学洛阳，对佛教产生极大的兴趣。
魏嘉平（公元249——253年）年间，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，他带来一部佛典《僧祗戒本》，要求凡是出家的人都均应以此戒为准。朱士行就是魏国第一个以羯磨受戒的一位僧人。
朱士行，出家受戒以后，便以弘传佛法为己任。他常说，人们出家入道，主要靠佛典的宣传。他身体力行，精研经典，成为一名学有大成的佛教学者。
洛阳流行的佛经是《般若道行品经》。这部经典是汉灵帝时，天竺僧人竺佛朔带到洛阳的梵文原本。于灵帝光和二年（公元179年）十月八日，由竺佛朔口授，月支僧人支娄迦谶翻译成汉文，河南洛阳孟元士笔录，协助笔录的还有南阳的张少安，南海的子碧。损助资金出版印刷的有孙和和周提立。
当时翻译这部佛经，有一个准则，那就是根据梵本原文，能够通顺达意，由梵文转译成汉文，目的在于恭恭敬敬使佛祖的言论，明白如话不加修饰就可以了。可是，佛经经过翻译抄写，再按层意分成章节之后，因为胡、汉语音的特殊性，风俗的不同，再加上翻译的人和口述的人的水平问题，自然地不能达到多方面的满意，那怎么会能使译本能够如同原本呢？因此，《般若道行经》就有首尾不连贯的现象。过去的佛学大师们提到它，也就感到有不通的地方。
朱士行在洛阳给僧众讲诵这部《般若道行经》时，曾多次因语意不通而苦恼。他认为弘扬大乘佛法，应以此经为本，而此经译理不完善，对弘扬极为不利，于是，他誓发宏愿，立志损身，生尽办法，要求得一本完善的梵文原本。这就是华夏第一僧朱士行“西行求法”的原由。
二 西行求法 历尽艰辛
朱士行为了求得原佛典，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。于魏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，带领一班同道僧友，从雍州（今西安）出发，经敦煌，出玉门关，从天山南路的南道，沿茫茫大戈壁滩边缘，穿过鄯善城、若羌城，行程万余里，到达于阗国（今新疆和田）。
于阗国盛行大小乘佛教，各传经典，并行不悖。朱士行到于阗后，住在寺中，从当地僧人中了解大乘佛典梵文本《般若道行经》，九十章，六十余万字。朱士行和僧友们共同抄写，夜以继日，总算将原本抄完。派其弟子弗如檀（法饶）等十人，待将送回洛阳时，一场意外事情发生了。
当时，虽大小乘同时流传，但小乘势众，小乘僧人不愿让大乘佛典外传，影响本派的声誉。于是，他们就向于阗国王上书说：“汉地和尚想用婆罗门书来惑乱佛教正典。大王为于阗国主，若不加以禁止这种情况，将要使大法中断，并使汉地充满聋盲，这便是国王的过错了。”于是，国王便接受了这一意见，立即下召，禁止任何僧人携经出国。
朱士行对这种状况十分愤慨，于是便采取了焚经为证的办法。于阗国王也想用这一办法不来试验。
这一天，在王宫殿廷前，堆集了一大堆柴禾后，朱士行把所要带回国的佛教经典恭恭敬敬地捧着，点燃柴禾后，朱士行站在台阶上发誓说：“若大法应该流传汉地，虽然火而不烧；如经火而焚烧，那是命该如此啊！”说罢，随即把佛经投到熊熊的火堆中，那光亮的火焰立即熄灭，投烧的佛经，没有损坏一个字，皮夹也完好无损。所有观看的人，包括国王在内，无不称为神奇。
三 经送洛阳 大德永传
一场激烈的禁止佛经东传的活动，就这样结束了。于阗国王只好收回成命，允许汉僧朱士行把焚无损的大乘佛法经典派人送回洛阳。这时中国早己改朝换代，己是晋武帝太康三年（公元282年），距朱士行西行求法的时间己有二十三年了。
朱士行为了继续弘扬佛法，没有同回洛阳。
送回洛阳的这部《般若道行经》，在白马寺存放三年之后，被送到许昌寺，过了两年，又被送到陈留仓垣（今开封县）的水南寺。于元康元年（公元291年）五月十五日，由众贤者共同集中商议，让于阗僧人无叉罗和河南洛阳居士、晋籍天竺人竺叔叔兰共同译出。由祝太玄、周玄明二居士笔录。汉文经本共九十章、二十万零七千六百二十一个字。经名为《放光经》。到晋惠帝太安二年（公元303年），由高僧竺法寂在仓垣水北寺与竺叔兰共同考校该译本，进行修订为正本，才公开传诵。此时，距朱士行西行求法己四十四个年头了。
《放光经》，又称《放光般若经》，被称为“大品”《般若经》；而支娄迦谶所译的《般若道行经》，被称为“小品”《般若经》。尽管这部佛经只限于《放光般若》，译文也不完全，但对当时的影响也很大，译本风行京华，学者举为范本。
中山国有个叫支和尚的，派人到仓垣断绢誉写，这部经典。待抄完运回中山国时，中山王率领僧众手执五颜六色的幢幡，到城外四十里处去迎经，可称为国事壮举。中山国著名高僧、学者有帛法祚、支孝龙、竺法蕴、康僧渊、竺法汰、于法开等，有的对此经进行注疏，有的弘法时专讲此经，一时，蔚为放光般若学风。
朱士行目送十大弟子捧着般若佛经送回洛阳，心中受到莫大安慰。他在于阗国广结僧友，教授弟子，弘扬般若，受到广大僧俗的高度赞扬。直到他在八十高龄这一年在于阗国去世。一位高僧大德完成了自己的弘佛宿愿。
敦煌菩萨——竺法护
菩萨是梵文译音，意为“觉有情”“道众生”等。又译为“开士”，“大士”，如称“观音大士”。释迦牟尼成佛前也称菩萨。
菩萨是立誓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又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行才能获得的阶位。大乘佛教中，菩萨的地位很高，仅次于佛，而且将来菩萨都是要成佛的。所以，他们是处于后补地位，他们的主要职责，是协助佛一起教化众生，传播佛法，普渡众生。大乘佛教有时又把凡是立下誓愿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都称之为菩萨。
在佛教中，佛的地位十分崇高，是真理的代表，信仰的化身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。而菩萨则宣称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精神，则更具有人情味，他们在世间善渡众生，解救众生的苦难，因此人们更感亲切。
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，真正称得起佛教菩萨的只有世居敦煌的竺法护，堪称“中国菩萨”。
一 西求法译经 称敦煌菩萨
竺法护，原名竺昙摩罗刹，意译竺法护。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，所以姓支。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（今甘肃敦煌）。
法护八岁出家，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，因为从老师的姓，因此又姓竺。
法护自幼聪明好学，博文强记。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，并且过目可解。又是因法护天性纯美，操行精守清苦，立志勤学，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。因此，他能博览儒家六经。钻研佛教经、律、论三藏典籍，游刃有余，独获心得，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，对他的看法，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，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，仍专心至志，参佛自修。
西晋武帝时，洛阳的寺庙图像，建筑绘画的程度，为全国第一。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，而真正的佛教内蕴，深奥的经典《方等》，都还在西域岭以外。法护于是感慨之余，立下宏愿，愿以毕生精力投入弘扬大法之中。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，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，寻法觅经。
法护在西域各国，周游多年，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，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，比较对刊，分析条贯，字词音义，全部释解。之后，将所有梵经，载回中国。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，沿路翻译，从不停手。到长安后，继续翻译，其中有《贤劫》、《正法华》、《光赞》等一百六十五部，统统译出，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。
法护的译经活动，主要在长安，其次在洛阳和敦煌，酒泉。他孜孜不倦，劳不告苦，经法能在中华流传，全赖法护了。两晋译经之最，首看法护。
晋武帝太康十年（公元289年）四月八日，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《宝结经》二卷。
元康元年（公元291年）四月九日，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《勇伏定经》二卷，聂承远笔录。
四月十三日，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《度世品经》六卷。
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，竺法护又译出了《大哀经》七卷，聂承远、聂道真笔录，后法护亲自覆校。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竺法护又译出了《如来兴显经》四卷。
短短的三年时间，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，速度之快，效率之高，都十分惊人的，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，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，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，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，影响巨大。
竺法护于太康七年（公元286年）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《正法华经》十卷。立刻传到全国。永熙元年（公元290年）八月，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，与居士张季博，董景玄、刘长武、长文等，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“口校古训，讲出深义”九月十四日，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，讲诵此经，整整一天一夜，兴高采烈，无不感到欢欣。
洛阳僧众和居士，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《正法华经》感到这么大的兴趣，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：首先，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，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，第三，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。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，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，所以，被当时的信徒誉为“敦煌菩萨”。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。
二 译大乘五部 选助手高足
竺法护，所译的佛教经典
，以种类齐全，影响广泛、深远而著称于世。大乘佛典有般若，宝积、大积、华严和涅盘五大部，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，般若部有《光赞般若经》，宝积部有《善门经》、《密迹经》、《离垢施女经》，大集部有《宝女经》，《宝结经》《大哀经》，华严部有《渐备一切经》、《度世品经》、《如来兴显经》，涅盘部有《方等泥洹经》等。这些经典的译出，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著名佛学家慧观、僧睿、支愍度、支道林、道安等，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、讲论。道安得到法护译的《光赞般若经》后，如获至宝，极力钻研，著有《光赞析中解》、《光赞妙解》和《合放光光赞略解》等，并大力宣讲阐发。十六国时的昙影，也以善讲《光赞般若经》和《正法华经》闻名当世。史载他“每法轮一转，辄道俗千数”。
竺法护的译文风格，前后不一，有的文字流畅，含义名晰，有的古拙含混，晦涩难解，有的“言准天竺，事不加饰”，有的则刚繁去重，“比辞雅便”。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，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。
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，但他在长安、洛阳、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，都是比较精干的，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，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，张仕明、张仲政等人。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，“明练有才理，笃志法务”，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，参政辞义，整理成文，促成译经进程，既迅速又有效率。
在洛阳的译经班子，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，聂承远为协助，多数情况下，是聂道真独自笔受。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，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。法护死后，聂道真曾独自译经，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。
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，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。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，而法承最有名，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，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，据说，法护在长安时，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，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，想予以试探。一天，这家族长来找法护，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，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，日后定还，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，听那人讲话后，未等老师开口，便对那人说：“尊师愿借钱给你，”那人高兴的走了。法乘对老师说：“我察言观色，那人并非缺钱，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。”法护说：“你说的很对。”次日一早，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，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。此事很快传到长安，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。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，影响极大。
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，他有很多僧俗弟子，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，在洛阳名声很高，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（尚书令乐广，玄学家）。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，后因洛阳兵乱，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，临行之际，竺法行想从受教诲，求师留言以作纪念。耆域说：“守口摄身意，慎莫犯众恶。修行一切善，如是得度世。”说罢，便打坐参禅静守，法行又恳求说：“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。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，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，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！”耆域笑着说：“八岁孩童能够背诵，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？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，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，真让人感叹呵！我的话虽很少，但对施行者来说，却是多多益善呐！”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不但重“诵”，更要重“行”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。
三 受后学高评 阐新译观点
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，不食人间烟火味儿，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，大约从泰始十年（公元274年）到太康五年（公元284年）前后十年光景。
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，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，后来有一个打柴人，在他常取水的埠口，弄得污秽不堪，不久，水泉干涸了。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，十分感叹的说：“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，清泉也停流了，如果清泉永远枯竭，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，那只有离开这里，另选取他处了。”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，等到法护话音一落，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，满满的溪水，清澈见底，法护高兴极了，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。
晋太康六年（公元285年），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，了结一段缘份后，去到了闹市长安，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，勤奋精进。又跋涉西域，亲搜梵经。回国之后，往返于敦煌，酒泉，长安和洛阳，译经讲经，日夜匪懈，于是，法护的美德善行，遍布天下，译经布经的声望，传及僧俗间。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，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，川流不息，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。
法护以弘教为己任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他的译经传教活动，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。最后于西晋末年，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，染疾于渑池而终，享年七十八岁。
东晋著名佛教学者支道林，为竺法护的遗像题赞词说：
护公澄寂，道德渊美。
微吟穷谷，枯泉漱水。
邈矣护公，天挺弘懿，
濯足流沙，领拔玄致。
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《道贤论》，以天竺七僧，仿比晋朝的“竹林本贤”，以法护比山巨源（涛），其论说：
“护公德居物宗，巨源住登论道。二公风德高远，足为流辈矣。”
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，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，他说：
“护公所出，若审得此公手目，纲领必正，凡所译经，虽不辩妙婉显，而宏达欣畅，特善无生，依慧不文，朴则近本。”
“护公，菩萨人也。寻其余音遗迹，使人仰之弥远。夫诸《方等》，《无生》，诸《三昧》经类，多此公所出，真众生之冥梯。”
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，他说：“孜孜所务，唯以弘通为业。终生写译，劳不告倦。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，护之力也。”
上述评论，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，恰当。
竺法护所译大乘五部经典，表现了他自己的佛学观点，对推动两晋佛教的发展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有其突出的地位，现将法护的佛学观点撮要如下：
一，“法身”论——法护通过译经，把东汉以来译经中出现的“佛身”思想大大丰富起来，成为他的全部宗教观点和宗教实践的立足点，他把“经法”转化为“佛身”，具体就是把般若空慧人格化，称为“法身”，不称“佛身”，它成了沟通佛与非佛，世间与出世间的根据，是自然的存在，便于人们接受。
二，“色身”论——法护把世界之外具有不同名称的诸“佛”，以及“佛”的各种品格和形象，这一“法身”的直接派生物，法护在译经时统称为“色身”。这种规定，标志着佛教统一的人格神己经完成，并从其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形象稳定了下来。
三，“心本清净”与“客尘所蔽”佛不创造世界，不创造人，不高踞世界和人类之上，也不具有赏善罚恶的职能。但作为世间与出世间的本质的真善美的源泉，而普遍存在一切现象和思想行为之中。虽然人们的患难不同，而佛光普照都能得到解脱。这就是竺法护译籍中强调的“心本清净”“客尘所蔽”思想，他改变了自东汉安世高以来所提倡的“心性本净、客尘所染”的思想，解答了人的本原和人的命运问题。
四，“有想”与“无想”——竺法护提出蒙蔽心本的“善尘”是指人的“有想”。不是外界的东西。他在洛阳所译的《魔逆经》中就明确表明对思想的深恶痛绝。人生痛苦要想解脱，必须实现最高理想境界的“无想”。大乘佛教提倡八万四千法门，“无想”是最后的归宿。在洛阳译的《大哀经》中提得更加明确。
五，“汝即是道”——“道”是“佛道”，也即是“佛性”，是大乘佛教“佛身”的根本因素和标志，在佛法面前，诸法平等，众生平等，天下人等都一视同仁。竺法护尤其是强调了妇女也可以入道的问题，“汝即是道”，就是法护最后的译籍《大净法门经》中义殊师利对一位“逸女”（妓女）讲的，由于得到了佛的觉悟，最后也成了后补佛。
六，菩萨行——竺法护从译籍中得出“汝即是道”的成佛过程，须经过一切修行，这被佛徒称为“菩萨行”。菩萨行的具体修行内容有“四等六度”、“植众德本”、“菩萨十地”等。
竺法护往来洛阳、长安、酒泉、敦煌之间，不辞辛劳的译经，前后经历四十七年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，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。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。
般若学重译家——竺叔兰
竺叔兰，是魏僧朱士行西行求法送经洛阳的宏愿者。
朱士行不满足于般若经典过去的译本，矢志西行求经，经本送回洛阳后无人译出，二十一年后，竺叔兰协同无罗叉译出，流传于世，实现了朱士行求法的宏愿，朱士行虽捐躯于阗，想己颇受安慰。
一 家国遭变 父奔洛阳
竺叔兰，原籍天竺国人。其祖父娄陀，满怀壮志，好钻研学问，清高简朴而有气节，远近闻名。
当时，国王昏庸无道，朝政腐败；百姓多难，想着国家将要发生大乱。恰好有个地位较低的朝臣，掌握着部分兵权，深怕国王惑疑兴兵作乱，得罪被杀，于是，就靠着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权势，号召天下人和他一起反对朝廷。
娄陀听说后，十分恼怒说：“你出身低贱，由国王提拔，而身居要职，不能以德行报答王恩，而反过来做叛臣吗？我宁可保持着忠臣的身份而死去，也不愿来做一个叛臣而求活着！”
那叛臣听罢娄陀的话，心中盘算着，害怕他泄露机密，破坏大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把娄陀杀死，紧接着，就率兵叛乱。
这时，娄陀的儿子达磨尸罗，还因做事寄留在外国。家庭遭惨后，达磨尸罗的妻子和哥哥，便一气之下出家为沙门。达磨尸罗听说父亲被杀，国内大乱，就和两位沙门一起离开异国。经西域各国长途跋涉来到晋朝的洛阳，就定居下来。随后，建立了家室，生子叔兰。
二 生性异常 机智善辩
叔兰，这位晋籍天竺人的后代，幼小时聪明善辩，从学于二舅父学习佛教经法，只要一听讲就立即领悟。自小就有一口流利的胡、汉语，所以，很快就掌握了胡、汉语文字。两种文字的书籍经典都涉猎，并过目不忘。
叔兰长大后，性情有所变化，就是轻犯浮躁，好游玩打猎，而没有限度。有一次，曾单独骑着马追逐野鹿，正追赶，忽然碰到一只老虎，一惊之下，落下了马，摔断了右臂，好长时间才痊愈。伤一好，仍是好骑马奔跑，他的母亲多次劝说阻止，一直改不了这个毛病。后来，他的母亲让他每天吃粗茶淡饭，他的脾气才好起来，从那时起，也就不再游猎了。
叔兰嗜酒成性，一次喝五六斗才算舒畅。曾有一次他大醉后，睡在大道旁边，又踉踉跄跄走到河南郡衙前狂呼乱叫，衙吏把他送到河南郡监狱去。
正在这时，河南尹乐广，同宾客共饮，亦到酣醉的程度，看见叔兰烂醉如泥的样子说：“先生是位侨居洛阳的客人，怎么样学人家饮酒？”
叔兰答：“杜康酿酒，天下人可以共饮，为什么问人家是侨民还是晋民？”
乐广问：“可以饮酒，但为什么可以饮到这种狂乱的程度？”
叔兰答：“百姓饮酒虽饮到发狂的程度，但还没有到乱，这好比郡守你饮酒，虽然醉了，但还没有到狂的程度那样。”
乐广听后大笑。
当时席上有位客人对叔兰说：“外国人为什么都是白面孔？”
叔兰答：“河南人面黑还不疑惑，我面白又为什么见怪呢？”
于是，全席宾主惊叹叔兰机智巧辩，接着就释放了他。
三 业报回转 译经传世
有一天，竺叔兰无病暴死，过了三天，又复生了。他自己说，走进一豪门大户，朱门青瓦，金银布置满堂。又看见一个人，这人就是叔兰的爷爷，对叔兰说：“我积善行德好多年了，到今天得到了这个报答。你是个罪人，怎么来到这里呀！”
当时，守门人用竹杖赶走叔兰，以致把他赶到竹林子里。
叔兰在竹林子里看到了他的猎伴，正被鹰犬所啄咬，混身是血，号叫涕哭，向叔兰呼救。叔兰赶快避开。
走了几十步远，叔兰又碰到一个牛头人，想用叉子叉他，他说：“我家祖祖辈辈是佛弟子，平时还供养两位沙门，有什么罪你来治我？”
牛头人说：“你这些善行，虽然能受到福报，但不能赦免你的猎罪。”
不一会儿，叔兰观到他的两面三刀位沙门舅舅来到，对牛头人说：“我们二人常年累月受到他家供养，积恶少而积善多，可以得到相抵消而免除罪过。”说罢，叔兰就随着这两位沙门回家去了。
叔兰从此以后，改邪归正，依佛修慈，专心致志。钻研佛经，精通胡、汉语成了一位洛阳闻名的经学大师。
原来魏高贵乡公时，中国第一授戒僧朱士行于甘露五年西行到于阗国写得《般若道行经》正品梵书胡本十九章，送回洛阳。一直没有译出。
二十一年后，即晋惠帝元康元年（公元291年），竺叔兰到陈留（今开封县）仓垣水南寺，与于阗沙门无罗叉共同译出并改经名为《放光般若经》三十卷，竺叔兰自己又译出《异维摩诘经》三卷，《首楞严经》二卷。由于叔兰精通胡、汉语，所以，他的译文十分精当公允，对当时佛学界影响很大。
后来，竺叔兰的母亲去世，停柩三个月，叔兰打算埋葬。有个邻人听说了就告诉叔兰说：“今年不利，应等到明年。”
叔兰说：“生必有死，死去的人不能再生了。人和神生活在不同的境界，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啊！如果让亡母栖息地下，那么她在生时的哺育之心就可受到安慰了；假如等到来年，恐怕奔逃没有着落，哪还有时间来奉营老母亡灵呢？”于是，不顾乡邻议论，便埋葬了母亲。
第二年，羯族军人石勒于河北作乱，盗贼蜂起，洛阳遭难更甚，叔兰不堪忍受其害。这第二代侨民，如其父遭难奔晋那样，就避乱南奔荆州去了。
后来，有一天，叔兰无疾，忽然告诉僧人说：“我将要死了。”众僧十分惊奇，果然几天后，就安然死了。众僧们认为叔兰是一位能知自己生死的人。
佛典校写家——支孝龙
佛教东传，首著经典。在经
典的翻译过程中，除了主译者外，还有不少助译者校订和缮写者的协助，才得以圆满完成这项工作。佛经的广布流传，使佛教生存发展的生命存在。汉、魏、晋三代，在洛阳的东、西方沙门的译经组织中，就有不少这样的僧人，晋代的支孝龙就是其中有成就的佛经翻译校订和缮写的专家，又是一代经师。
支孝龙，原名于法龙，淮阳人。少年时，就以风姿绰越被时人看重，再加上又才华卓绝，发表高论，能迎合当时，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支孝龙，居家洛阳，钻研佛教经典《小品》，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途径。又与当时天下的名士董昶、王澄、阮瞻、庾凯、谢鲲、胡母辅之和光逸结为知音之交，世人称他们为“八达”。他们的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支孝龙后在洛阳出家为僧，一时轰动天下。当时有人潮讽他说：“大晋中兴，以天下为家，沙门为什么不使用权发肤完整，脱掉袈裟，扔掉胡服，披上绫罗？”
支孝龙答说：“抱一才能逍遥自在，禅
定方能达到诚实，沙门剪掉头发毁坏容颜，改革穿着，变化形状，你们说我沙门受辱了，相反的，我（沙门摒弃了你们所要的荣誉。所以，沙门在“贵”上不必用心，反而更加“贵”，在满足上不必用心，反而更加满足了。“说得潮讽的人羞愧难当，由此可见支孝龙随机应辩恰如其分的情况。
早年，魏国第一个汉人沙门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到于真国求法寻经，历二十年之久，求得《般若道行经》梵文正本九十章，又经千难万险，终于将梵本派弟子十人送回洛阳，这时己是西晋武帝太康初年（公元280年）了。
这部梵文经本，后来又被送到陈留仓垣水南寺。
洛阳佛教居士竺淑兰，原籍天竺人，其父为避国难，迁居洛阳。竺淑兰崇拜佛教，博览群经，善于梵汉语，又有西域沙门无罗叉，精通梵学。于是，无罗叉手执梵本，叔兰译为汉文，称为《放